日前，校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等著的《舒同传》一书出版，该书记录了革命前辈、著名书法大师舒同的一生。舒同被毛泽东称赞为“党内一枝笔，红军书法家”，是江西东乡县人，书法大师。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名誉主席，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王建华在书首题诗一首：
纪念舒同
临川文脉留四梦，龙山才子有舒同。
书生戎装赴国难，公仆勤勉理华东。
传世舒体寓文藻，一代大师开新风。
天道长存人如客，臧否毁誉青史中。
6月24日出版的《人民政协报》刊发《一部扎实厚重的历史人物传记》一文，对我校党委书记王建华教授等著的《舒同传》一书给予较高评价。人民论坛网、求是理论网那个作了转载。原文如下：
一部扎实厚重的历史人物传记
邵鸿
作者以革命和书法两条主线贯穿传主的一生，使读者随着时间的推进，既领略了舒同在革命斗争中奋斗成长的不凡经历，又看到了他的书法实践和发展的特殊历程，从而认识到正是革命和书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才构成了舒同瑰伟绝特的革命人生和艺术成就。全书收入了68幅舒同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舒同的超绝书艺，令人赏心悦目……
进入新世纪以来，江西党史人物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有关人物传记纷纷面世。举其大者，如方志敏、古柏、张国焘、凯丰、曾山、杨尚奎、方志纯、贺子珍、康克清、陈奇涵、饶漱石等人的传记陆续出版，其研究著述水平也较以往有明显提升，颇有力作。这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究其原因，自然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思想解放以及学术研究的积累有着直接关联。最近，王建华、谢一彪同志寄来他们的新著《舒同传》。阅读之后，感到这部著作为我上面的判断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舒同是江西红土地上走出来的革命家、政治家和书法大师。他的一生，亦文亦武，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放射着异样的光芒。早日看到这样一位乡贤的传记，是包括我在内的许许多多人的共同愿望。看到本书，不由欣然。
概括说来，本书有以下三方面的突出特点:
第一，材料丰富翔实，用力甚深。
治史以材料占有为第一要义，材料功夫决定了历史著作品质的高下。舒同一生跨越多个历史时期，经历丰富曲折，特别是长期处于革命战争环境并担任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职务，因此要真实、完整地呈现他的传奇人生，史料搜集是最大的挑战。两位作者下了极大力气，并得到了舒同家人的鼎力支持，尽可能地搜集了所能搜集的历史资料。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全书共直接引用著作90余种，报刊40种，文章180余篇，口述、访谈资料12种，未刊手稿和书信7种，另收入照片40余幅。其中不少史料在本书中是首见使用，不仅为完整记述舒同生平提供了保证，也为近当代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试举一例，书中披露的胡耀邦同志1972年10月给舒同女儿舒均均的亲笔信，就是研究胡耀邦同志很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充分反映了两位作者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使本书的写作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作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民国史研究，除了史料熟悉，对百年来中国社会和革命史也有较好把握，因此能够将舒同个人经历放到一个大的历史场域中加以叙述，并对有关事件和经过做准确详瞻的介绍和说明。这和某些人物传记作者喜欢用自己的想象编造代替事实，或是写人叙事而不知时世，是很不同的，值得充分肯定。因此，说70多万字的《舒同传》是一部扎实厚重的历史人物传记，应该不是过誉。
第二，态度严谨求实，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不虚恶，不溢美，是中国史家几千年的传统。但就多年来党史人物的研究和著述来说，为尊者贤者讳的现象仍很普遍，几成通病。相对于如实写出反面人物的光彩之处，当下敢于直书正面传主的缺失尤其是不那么光彩的历史，确实还需要勇气因而并不多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艰难曲折，在此过程中，舒同与众多革命前辈一样，既有艰苦卓绝、可歌可泣、为民奋斗、造福民族的光辉勋绩，也有彷徨困惑、宁左勿右、事与愿违、头破血流的痛苦经历。《舒同传》在这两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一方面，作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和叙述，把舒同不凡和可敬的一生充分展现在读者面前；另一方面，对他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犯的严重错误和人生败笔也没有回避，比如:在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期间，舒同头脑发热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反右倾，错误批判向明、赵健民等省委领导同志，以致上下交怨而被罢官；在陕西工作时，宁左勿右追随西北局揭发批判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老友胡耀邦同志，在书中都有较为详尽的介绍；对于舒同晚年的家庭变故，也有恰如其分的描述。如实地将这些历史写出，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真实、丰满而鲜活的舒同，更可以让后人从中得到较为准确、深刻的历史体认和启迪。就个人来说，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上述记载，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舒同在“文革”期间终于奋起抗争的可贵和必然，又如何能够体会改革开放前后胡耀邦同志关心舒同及其子女的特殊意义？而就群体来说，对舒同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的心态、作为和命运转变起伏的细致勾画，则为我们了解认识这一群体以及中国革命的历程和特征提供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个案。作者所持的这种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著述态度，很值得赞赏。这里还应指出本书相关的一个特点，即作者有意识地以叙述为主，一般不做主观评价，让史实自己或借他人之口说话。这又和当下一些人物传记颇喜品评臧否，雌黄满纸有显著区别。要之，当得起一个“信”字，是本书超过不少同类传记的一个亮点。
第三，革命书法兼重，相得益彰。
在江西众多党史人物中，被誉为“红军(党内)一支笔”的舒同的最大特点，是他在书法上的卓异造诣与成就。复原舒同的一生，能否把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与地位充分展现出来，是对作者的一个挑战。通常，历史学者和作家为艺术家写传都有一定障碍和欠缺(当然也有成功的例子，如江西作家胡志亮所撰《傅抱石传》和《赖少其传》，因为作者本身是书法家)，但应该说《舒同传》还是较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作者以革命和书法两条主线贯穿传主的一生，使读者随着时间的推进，既领略了舒同在革命斗争中奋斗成长的不凡经历，又看到了他的书法实践和发展的特殊历程，从而认识到正是革命和书法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得益彰，才构成了舒同瑰伟绝特的革命人生和艺术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全书收入了68幅舒同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既展示了舒同的超绝书艺，令人赏心悦目，并可借此观察品味舒体发展的脉络，同时还可与文字对看，从中体会和感悟舒同的境遇与心态，为本书增色不少。如果说本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这一点有直接关系。
当然，本书也难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虽然本书尽了最大力量搜集资料，成绩显著，但极为重要的档案资料发掘利用不够仍是本书的一个短板。由于某种限制，诸如山东、陕西和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资料作者均未能查阅，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希望这一遗憾将来某个时候能够得到弥补。二是部分章节的文字不够精练，有些表述失当，比如第118页说陕西山西“一江之隔”，第290页说姜太公写了《六韬》，第428页说著名的《石门颂》石刻是魏碑等，这是不应该出现的。
虽然存在着这些不足，但总的来看，《舒同传》是一部有特色、质量和价值较高的党史人物传记，我们要感谢作者的辛勤工作并向他们表示祝贺。
我还必须借此机会向舒同家属表示特别的敬意和感谢。如果没有他们在提供文献、口述资料、照片和书法作品方面无保留的支持，以及对作者秉笔直书的鼓励和宽容，我想是不可能完成本书的。《舒同传》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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